七年之前和七年之后

柳读中专，大家包括我都羡慕不已，这意味着她可以不用交 学费，还可以每月拿津贴，更重要的是她已经高枕无忧地捧着“铁饭碗”了——这是当时的农村人一生最大又最难企及的梦想。柳以她的第一获得了那惟一的名额，我和建军则负笈远行一百多公里到县城读高中去了。

巧得很，我与建军又在同一个班。按全县中考成绩排学号，我4号，建军25号。高中的课程有些难，特别是理科。月考的连连失利弄得我信心大减，我越来越偏科以至潜意识里放弃了理科，分班时顺理成章地进了文科班。同样因理科薄弱而进文科班的建军却一直稳中求进。从高一开始他就经常被值班老师当成小偷误抓，因为我们就寝时他躲着巡查跑到校园路灯下看书、做习 题，周末我们逛街郊游时他却在教室埋头苦读。柳的校园生活可自在多了：从来不用为学业担心。她尽情唱歌跳舞，下乡考察，挥洒青春。

1996年高考，我被南昌大学录取，建军北上就读中国人民大学，柳中专毕业分配在镇政府从事着一份当地人羡慕的会计工作。我们三人又成为当地父母的话题。

大学四年，是我的流金岁月。我由一个怯怯的、逛街不知红绿灯的乡姑，逐步脱胎为自信、乐观、开朗的现代女孩。但我大量的时间是在忙着做家教，参加社团 活动，以至于学业受到了忽视。大一、大二时我还与建军通信，他踌躇满志地准备读硕、读博，大段大段地谈他的专业，打电话去他宿舍，十有八九被告知在图书馆，逐渐地我们联系少了。这期间柳的来信少了飞扬的青春快乐，说的都是单位里的是是非非，她说她恋爱了，分手了，又恋爱了，结婚了。

临近毕业，我在浙江 东阳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，五月底面试后我顺道回了趟小镇。柳已大腹便便，却没有做妈妈的幸福光彩，因为机构精简，她已经下岗近三个月了，只靠丈夫微薄的薪水艰难度日。而小镇此时到处传扬着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建军将留学德国。几年之后，建军将以归国博士的身份衣锦还乡。而我，终其一生将是一介普普通通的教书匠。至于柳，在那闭塞的乡镇，命运也许更坎坷。青春的七年，可以创造出多大的不同？决定人的命运的因素，不是起点，不是机遇，而是始终如一的执著——很简单但能做到的人却很少。